2008年10月14日 星期二

西班牙的轉型正義

很久沒有翻譯外電了,一方面是事情頗多,二方面是總是有書看不完的壓力。不過今天瀏覽了一下新聞,發現有則很有意思,也很感興趣的,就是下面這則關於西班牙轉型正義的外電。

之前有修過一門課,當時寫了一篇報告就是關於轉型正義的事情。寫報告期間,參考各國對於轉型正義的作法,不外是懲罰,賠償,尋找真相。但是西班牙是個奇怪的國家,他們選擇的是集體遺忘。

我覺得這種心態非常有趣。佛朗哥將軍的獨裁政權於1975年他去世的時候結束(咦?跟另一個獨裁者同年去世),接著掌權的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同時也是現任西班牙國王)為了實施民主化的進程,因此朝野一致決議,不進行對加害者或是前獨裁政權的清算。(這點台灣就比較特別,加害者同時也是民主化的進行者)。

同時,西班牙人也認為,加害者和被害者同是西班牙人,況加害者有許多是吃人頭路,為了五斗米折腰的小小人物,因此他們也只能服從上面的命令,既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麼也只好下手。而獨裁政權倒台之後,新政權不可能撤換所有的事務官,也只能依靠那33年來所培養出來的事務官或是人民來擔任公職。也因此,西班牙國內認為,如果進行轉型正義,就是一種對國家社會的族群撕裂。

然而,20多年後,群眾間有股聲音想要討回遲遲沒有來的正義。經過多年的折衝,西班牙國會終於通過法案,對被害者進行道德性的補償和一些去除獨裁標記的措施。也就是說,原本想要集體去除的記憶,表面上似乎被遺忘了,但其實仍隱隱的埋藏在看不見的地方。

對遺族來說,不論補償,嚴懲加害者,或是立碑,揭開真相等等都是一種正義的表現,可以撫平他們的傷口,雖然死去的人已經不會再回來。但是對於社會整體而言,現在的朋友卻轉瞬間發現是昨日的敵人,情感上道德上或許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而已經去世的加害人,也無從從他處討回公道。

在許多國家的例子裡,一旦實施轉型正義,揭開那腐臭的傷口,就必定是兩面刃。但是,一個國家社會如果不立基於正義之上,何以作為立國的基礎?何以告誡後人過去曾發生的慘痛和愚蠢?
或許有人認為,這種正義是虛幻的,只為了滿足某些遺族的願望,或是藉此打擊政敵異己,高舉悲情的旗號進行政治目的。

但我不這麼認為。如果掩蓋真相就可以得到寧靜,那麼,可以說,所有的被害者死完就算了,也不需要追查真相和兇手,更遑論審判和處刑?這是我們所想要的社會嗎?何以西班牙在選擇遺忘之後的20多年,國會依然通過了這樣的補償法案呢?這就像一個壓力鍋,悶久了是會爆開的。

我不否認這是一個很好操作的悲情牌和議題,本來政治就不是靠良心在吃飯。但是,如果只因為這樣就放棄追求真相,那麼以上的論理依然成立。

轉型正義該做,而哪種方式對社會群體最為有利,則端賴該國社會的智慧。

為此,我佩服德國人勇於認錯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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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ñor Garzón wühlt Spaniens Geschichte auf
西班牙的轉型正義--挖掘西班牙史上黑暗的一頁(原文請點上面連結)


Der Spiegel online 德國明鏡週刊
Helene Zuber 2008-10-14

他們被槍斃,屍體被丟在路邊的排水溝或是坑洞裡:西班牙內戰時期,佛朗哥將軍黨徒的手下亡魂數以千計。現在,賈聰(Garzón)法官許諾要挖掘出事情的真相,而這個許諾同時也引發了教會和反對人士的氣惱。
漢堡訊-1936年八月,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詩人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譯註:西班牙“二七年代“文學家,被譽為西班牙偉大詩人之一。作品於當時被禁,1953年時部分解禁 )被黑色騎兵隊劊子手們從格拉那達的監獄中拖出來,直帶到城外的山腳下。那個地方被當地的阿拉伯人稱為“淚之泉“,而世界知名的詩人,吉普賽故事詩 (Zigeunerromanzen)的作者,在此命喪九泉。

佛朗哥將軍發動政變推翻西班牙第二共和的左翼政府的一個月後,他所領導的長槍黨徒開始殺害他們所痛恨的赤色份子。60年代,一位當日的目擊證人告訴愛爾蘭的研 究人員伊安吉普森(Ian Gibson)說,詩人的屍骨應該在阿發札(Alfacar)附近的一個地方。該目擊證人稱,於事發的819黎明,他必須挖岀所謂的墓坑好埋詩人的屍體和 另外三位罹難者:一位是村中的教師,另外兩位則是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鬥牛士。
但另外一位當地居民則說,被害者的屍體應該被丟棄在指稱地點400公尺以外的地方。但也有其他的說法,說是詩人的家屬用錢贖回了屍體,並且秘密的下葬。

現在該是有個答案的時候了。一個月前馬德里國家法院預審法官巴特薩賈聰(Baltasar Garzón)接受了遺族的驗屍申請。羅卡的家屬也第一次同意了。其姪女勞拉(Laura)說,“雖然我們不喜歡這麼做,但是我們尊重其他家庭的願望。“

如果西班牙天才詩人之死可以澄清的話,不啻給了其他在內戰開始的72年後,以及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的33年來,不斷尋找在當時被強行逮捕或被害 者遺族找到他們的親人些希望。佛朗哥從1940來以來只給他的人在死後能正式的下葬,而“其他人“--共和國的追隨者們(譯註:指左翼份子和異議人士), 則讓他們人間蒸發,而羅卡正是具有指標意義的試驗。

丟在路邊排水溝,河床,或是坑洞

根據研究佛朗哥時期的頂尖學者,薩拉戈薩(Zaragoza)大學的尤里安卡薩諾法(Julián Casanova)所估算,在此時期全西班牙全國約有3萬名人士下落不明。這些人沒有經過法庭審判就被處死,名冊上找不到他們的名字,屍體則被丟棄在路邊 的排水溝,河床,或是坑洞裡。他們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的夏季和秋季之間成為佛朗哥黨徒們血洗下的犧牲者。

接受這項任務的賈聰法官,乃因1998年時發引渡令逮捕時在倫敦的智利前獨裁者奧古斯都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而揚名世界。他要求馬德里政府應對在西班牙內戰和佛朗哥獨裁時期中的失蹤者給予解釋。多年後,國會終於通過一個法案,允諾對關係者給予 道德上的補償和支持,算是聊勝於無。

目前賈聰給各部會,鄉鎮,和主教區會議明確的指示,讓他們提供罹難者所有的檔案和資訊給他。由於當局對罹難者的數目一直付之闕如,因此他將對此進行統計。法官有可能在日後更進一步決定,是否接受數個不同遺族團體對違反人道的罪行所提出的控訴。

對政治犯的屠殺

賈聰,這位成果豐碩的恐怖份子和毒梟的獵人,並沒有被保守的反對勢力,包括其所屬媒體和教會的攻擊所震懾。他們責備這位預審法官的行為只是在撕裂舊傷。而且他也沒有被授權去查明真相,因為檢察機關也認為,罪行應適用1977年頒佈的赦免法。

重獲歷史記憶協會(Vereins zur Wiedergewinnung der historischen Erinnerung)會長艾米利歐施爾法(Emilio Silva)則希望,賈聰甚至可以和其他以前也曾是佛朗哥盟國的其他國家一起收集“屠殺政治犯“的證據。根據國際法,集體屠殺(Genozid)罪行既不具時效性也不適用赦 免法的無罪判決。這位記者在2000年時,在他的家鄉和他的家人獨自尋找他祖父的命運軌跡和遺骸,而這引發了全國找尋失蹤者的行動。在私人發起的行動中, 已經有171個千人塚被挖開,並發現了4054被掩埋的遺骸。

幾週以來,家屬們攜帶了箱子,棺材和袋子,以及關於佛朗哥時期罹難者的資訊到國家法院。透過查證多個鄉鎮的紀錄和歷史學家們所做的相關研究,目前已經收集到143,353個名字。

歷史學者們也十分的同意,認為佛朗哥和他的官員們早在政變以前就已經擬定好系統性的消滅政敵計畫,卡薩諾法說,“軍隊想要按照他們的衛生計畫清洗西班牙。“

然而,這位歷史學家對關於當時的加害者所進行的刑事訴訟部分並不關注。而目前也迴避釐清這段尚不遠的歷史之真相。在佛朗哥時期,記憶的不一致現象已出現,並且影響至今。政治家們必須關心,西班牙的學童們最終會學到,在他們國家歷史中實際發生過的事情。

sol 譯, 2008.10.14